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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8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就已经判处余华英死刑。2023年11月28日，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2024年1月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裁定，发回重审。发回重审会改变对被告人的量刑吗？为何余华英能继续提出上诉？死刑执行流程是怎样的？余华英案的判决结果传递了什么信号？对此，记者采访了相关刑事诉讼方面的专家和律师。

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裴瑞彤律师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当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时，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本案二审过程中，新发现了犯罪事实，发现余华英可能还有其他未被发现的拐卖儿童犯罪事实，这些新发现的事实需要进一步调查和核实。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蔡元培认为，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其判决必须极其严谨，不仅要查明事实真相，确保量刑准确，也要对受害者负责。因为余华英拐卖人数多少，这涉及被拐卖人的赔偿和救助问题，公安机关需要解救这些被害人，被告人也要赔偿这些被害人。“如果被告人确实没有钱，我们国家会有一些专门的财政补贴，可以用来援助这些受到伤害的被拐人员。”

2024年10月11日，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涉嫌拐卖的儿童从11人增加到17人，建议对余华英判决死刑。10月25日上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一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她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诉期限因为判决和裁定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对法院作出的判决不服上诉期限有10日，而对法院作出裁定的不服上诉期限仅有5日，均是从接到判决书和裁定书的第二日开始起算。“本案中，余华英可以从接到判决书次二日开始起计算10日的上诉期，上诉至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由贵州省高院进行二审判决，最终如果维持死刑判决后，案件将被送到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李宝莲说。

裴瑞彤告诉记者世博体育app官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相关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前，应当告知罪犯有权会见其近亲属。罪犯申请会见并提供具体联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近亲属。确实无法与罪犯近亲属取得联系，或者其近亲属拒绝会见的，应当告知罪犯。罪犯申请通过录音录像等方式留下遗言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罪犯申请会见近亲属以外的亲友，经人民法院审查，确有正当理由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准许。

李宝莲说，根据相关规定，在执行死刑前，指挥执行的审判人员应当对罪犯验明正身，讯问有无遗言、信札，并制作笔录，再交执行人员执行死刑。执行死刑应当公布，禁止游街示众或者其他有辱罪犯人格的行为。执行死刑后，应当由法医验明罪犯确实死亡，在场书记员制作笔录。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执行死刑后十五日以内将执行情况，包括罪犯被执行死刑前后的照片，上报最高人民法院。

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加重处罚的特定情形下有：拐卖集团首要分子；情节特别严重的；情节特别恶劣的；奸淫被拐卖妇女的；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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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致辞表示，爱国精神可以用“休戚与共、同喜同悲”八个字概括。要了解国家，必定要理解国家现行的宪制秩序。而与香港息息相关的，就是落实“一国两制”原则的宪制性文件，即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林定国表示，他深信法治教育，特别是有关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教育，与培养爱国情怀和爱国教育密不可分，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